案件索引：

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  一审 （2023）苏0104民初9528号

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   二审 （2023）苏01民终14628号

一、基本案情

案外人童某与陆某系夫妻关系。两被告唐某与韩某系夫妻关系。韩某与陆某存在借贷关系。

童某将登记在其个人名下的房屋抵押给原告吴某（被上诉人）作为6500000元债务的担保。房屋抵押给原告吴某前，已先抵押给了中国工商银行、王某，其中抵押给王某的被担保主债权数额为400000元。

2017年2月27日，童某出具《委托书》，委托原告吴某办理房屋还贷及解押相关事宜，委托权限为办理预约还款、归还借款、领取他项权证或不动产登记证明、注销抵押登记及相关手续；领取《房屋所有权证》、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；办理与上述房产还贷及解押的其他相关事宜，委托期限自2017年2月27日至2019年2月27日止；受托人无转委托权。该委托书经南京市公证处以(2017)宁南证民内字第6486号公证书公证。

2017年3月7日，王某出具《委托书》，委托被告（上诉人）唐某代为办理房屋解除抵押权相关事宜，受托人唐某在办理上述委托事宜中所签署的有关文件王某均予承认。该委托书经南京市秦淮公证处以(2017)宁秦证民内字第1079号公证书公证。

2017年3月20日，吴某向唐某账户转账200000元，备注“还贷”。唐某随即将200000元转账给被告韩某。

2022年3月，王某起诉陆某、童某，要求归还借款371305.16元及利息，秦淮法院以（2022）苏0104民初4161号案进行了审理。4161号案中，童某认可向王某借款400000元，称童某与原告吴某、王某协商，由吴某代为偿还借款，并授权吴某处理抵押房产相关的还贷与解押事宜，吴某于2017 年3月20日同往房产部门时先付200000元，余款200000元完成解押支付。（2022）苏0104民初4161号民事判决书未认定吴某转账给唐某的200000 元系童某给王某的还款。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。

另查明，2018年8月，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以（2018）苏0115民初13744号案审理了韩某诉陆某、童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。韩某要求陆某、童某返还借款400000元并支付利息，陆某、童某未应诉，开庭缺席。庭审中，韩某自认陆某通过唐某于2017年3月20日归还200000元。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遂确认韩某自认的还款事实，作出判决。该案未上诉。

二、法院审判

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6日作出（2023）苏0104民初9528号民事判决：被告唐某、韩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吴某200000元及利息（自2017年3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）。宣判后，唐某不服原审判决，提起上诉。

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，人民法院不予确认。对于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，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，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。（2018）苏0115民初13744号民事判决认定200000元还款系韩某作为原告作出的自认，该案被告陆某、童某亦未到庭，该自认损害了抵押权人的利益且吴某并不认可，故（2018）苏0115民初13744号案件的事实认定不能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前提。唐某的抗辩理由不成立。一审认定唐某将应给付王某的200000元私自给付韩某，构成不当得利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唐某应当归还。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于2024年1月10日作出（2023）苏01民终14628号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三、法律评析

出于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权威性的高度负责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将“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”作为高度可信的免证事实。

一般而言，民事诉讼中对案件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一方，法官对其所举证据，形成信以为真的证明标准，采用的是高度盖然性标准。一旦法官初步形成肯定为真的心证结论，则与举证方持相反观点的另一方当事人，就负有反证责任。反证的目的，就是要让原本在法官心目中达到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的证明效果，降低到高度盖然性标准之下，从而动摇法官初步的心证结论。

与上述一般意义上的反证要求不同，“足以推翻”的强调性表述表明：对反证以上免证事实的要求更高，即要达到完全动摇的效果。如果以100%作为证明事实真相的完成度，将25%作为一阶，则高度盖然性需达到75%。由于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的基本事实，系经过法定程序确认，其可信度超越高度盖然性的75%，而趋近于100%。因此，“足以推翻”所需要达到的力度，至少需达到50%或以上，由此才能将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基本事实的可信度，降低至50%甚至以下。此时，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的基本事实，不仅属于真伪不明，甚至因不具备盖然性优势，从而达到被认定为虚假的程度。

一般认为，我国立法上没有明确肯定裁判既判力，理论上对裁判既判力的问题讨论则观点纷呈，尚未形成通说。因此，在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判确认的基本事实的前提下，人民法院在后诉裁判中可以作出与前诉认定事实不同的认定。当出现以下情况时，先行的民事诉讼所确认的事实，对后行民事诉讼不具有预决效力：

１.先行的民事诉讼，违背正当程序保障原则，没有给予当事人充分主张事实、提出证据并对案件事实证据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，或者在当事人主导的诉讼制度中，将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或证据作为裁判的基础等。

２.基于正当程序保障原则，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，在先行的民事诉讼中，没有机会就案件事实证据充分发表意见，在该人为当事人的后行民事诉讼中，该人就预决事实的效力提出了有根据的异议，则不应认可预决事实的效力。

３.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先行的民事判决存在欺诈或串通，或者提出了在先行诉讼中因正当理由而没有提出的新证据等，则不应认可预决事实的效力。

此外，法官在考虑到包括收集证据在内的所有情况以后，认为采纳预决事实将会对诉讼的公正性造成显著不利影响时，则不应采纳预决事实。

具体到本文案例，现有证据充分证明原告吴某向被告唐某转账200000元的目的，是为了解除王某的抵押权而代童某归还王某的借款。唐某收取款项后未交付给王某，而是转给韩某，用于清偿案外人陆某与韩某之间的债务。生效判决依据韩某的单方陈述，认定该200000元系陆某通过唐某归还韩某的款项，该事实认定损害了案外人即本案原告吴某的权益。吴某并未参与该先行的民事诉讼，没有机会就案件事实证据充分发表意，在吴某作为原告另行提起的诉讼中，就上述预决事实的效力提出了有根据的异议，基于正当程序保障原则，法院应根据现有证据，对案件事实重新作出认定，而不应认可预决事实的效力。

总之，在具体判断预决事实对后行诉讼的预决效力时，应当综合考量诉讼公正效率、维护判决统一性等因素，合理权衡它们之间的冲突，以确定合理的处理方法。